一言不中,千言不用

甲午之战媒体先败

日本人对西方媒体的圆熟运用,根基于其国内当时已经相当成熟并独立的媒体机制。明治维新后,西方的媒体观念和运作方式被引进日本。媒体获得了相对独立、不被政府(此处指狭义的行政机关)随意干涉的地位,被称为“第四种权力” (The Fourth Estate)。

甲午战争后不久(1899年),松本君平出版了其影响日本和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之作《欧美新闻事业》,鲜明地提出:在贵族、僧侣(欧西之教徒)、平民这三大构成国家之种族外,新闻记者是第四种族,并将此“第四种族”抬高到了无冕之王的高度。他说:“今者,无论贵族也、僧侣也、平民也,皆不得不听命于此种族之手。彼若预言,则可以征国民之命运;彼若裁判,则可以断国民之疑狱;彼若为立法家,可以制订律令;彼若为哲学家,可以教育国民;彼若为大圣人,可以弹劾国民之罪恶;彼若为救世主,可以听国民无告之痛苦,而与以救济之途。其势力所及,皆有无穷之感化,此新闻记者之活动范围也。”

媒体的相对独立,对行政当局形成了巨大的制衡。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中说,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反对党,曾比政府更激进地鼓吹向朝鲜进军,甚至准备弹劾“软弱”的政府。不堪“干扰”的政府干脆解散了议会,但反对派却利用媒体,更猛烈攻击政府的“因循误事”。日本的《国民新闻》甚至扬言,如果政府屈服于清国,则“国民将趋于反动、乃至大大地反动,而且也将使国民的舆论沸腾起来”,其言论尺度已接近于煽动。

甲午战中,日本的媒体积极参与战争报道,《东京日日新闻》、《国民新闻》、《邮便报知新报》、《大阪每日新闻》、《每日新闻》、《读卖新闻》、《二六新闻》和《中央新闻》等,纷纷派出随军记者。官方对媒体的开明姿态,获得了媒体的主动配合,美化战争、美化日军,成为日本媒体的自觉行动,有效地凝聚日本的民心士气。

反观中国,官方和民间对国家形象的塑造、对媒体的运用均相当漠视和迟钝。

在高升号事件中,中国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即提醒李鸿章,事件的解释多出自日本人之口,这是危险的,中国应加强在海外的舆论宣传。但清廷的作风相当僵硬,自以为正义在手,坐等英国对日兴兵问罪,结果,眼看着日本人将原本亲华的英国舆论彻底扭转。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,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。史料记载,为了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(Gresham)搞好关系,中国公使杨儒总是想方设法接近葛礼山的夫人和孩子,从私情入手;而日本公使栗野慎一郎则天天去办公室拜访,互相交换信息,从公谊下工夫。

德国学者认为,中国对西方媒体完全持排斥的态度,不允许任何一名记者随军,军事顾问是仅有的随军西方人员。而日本则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一个能宣扬自己的机会,这导致两国的国家形象出现了巨大落差。

中国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随军采访,也没有为任何一家中文媒体签发采访证,媒体的对外宣传、对内动员功能被弃置,导致中文媒体的报道甚至比西方媒体更滞后、更不可靠,甚至出现错误报道。钳制媒体的后果是不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,也导致了对政府更为反感的情绪蔓延。

而当时各口岸的中文报业,正处于高速起步阶段,多在租界内办公,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经办的,清政府要控制“新闻导向”是相当困难的,其报道的自由空间远高于日本同行。但中文报纸依然自觉过滤新闻,热衷于报喜不报忧。平壤之战,清军大败,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,从官方到媒体一片声地喝彩,成为国际丑闻。

即使面对战败耻辱,中文报纸仍有本事找到嘲讽日本的“新闻眼”。北洋旧舰操江号被日军俘获后重新使用,《申报》、《字林沪报》等先后发文,嘲讽日本将“既小且旧,为中国所不甚爱惜”的破船当作宝贝,还为如此小事奉告先祖, “言词夸诞欺及先人”,先人“泉下有知,当深恨子孙之国柞将倾,为之痛哭流涕矣,祭告胡为者?”对日本的无谓嘲讽充斥中文报章,而在日本报纸上常见的扎实的社会调查报告,却难觅踪迹。

甲午战争后,受谤深重的李鸿章出访欧美,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坦陈:“中国办有报纸,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,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,只讲真话。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,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,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。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,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,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。”在中国的精英---官员们无力干预媒体的时候,中国的另一批精英----报人却自觉地开始担负起舆论保姆的身份。

平壤战役的假新闻,通过路透社(Reuters)传往全球,给这家通讯社带来相当大的影响。真相澄清后,美国媒体转而更多地依赖合众社(United Press Service)供稿。假新闻对中国的形象造成进一步的伤害,美国《舆论》杂志(Public Opinion)对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主要媒体的编辑们进行了民意测验,结果显示日本赢得了普遍的尊重,并多被视为平等的文明国家。

甲午战后,中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,其中,新闻学也如同军事一样,成为热门之一,随着民国的建立,现代的国家形象塑造也开始蹒跚学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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